丁学良的博客

今天跟读者们谈的这个问题，人人皆知既极端重要，又高度复杂和异常敏感，是个一旦把它敞开讨论就会让很多人血压陡然升高的话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因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暴乱死伤了很多民众，而是源于十几年前我在西方参加的好几个有关苏联大帝国历史和莫斯科档案馆相关资料部分解密的研讨会。对苏联的资料读得越多，越是在它那面镜子上看到中国的曲折反光——注意：是曲折的而非直接的反光。

1997年初夏，我从就职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经香港回中国内地。当时由于香港的主权马上要从英国回归中国，所以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领土完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国国内几次非正式的小型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两个观察要点，当时国内的参会者听后多半神情凝重。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如何解体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问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而作的专文《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之四）

针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按照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定义，反民主的就是反动派，因为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宣扬那时候很多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不能让他们选举和被选举，中共反驳说：你要检讨一下你们制订的国家教育体制。既然我们要让人民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那么你政府就不应该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就应该把民主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教育方针，变成中国的教育实践，而不是用愚民的教育方式搞坏民众的心智。

那时中共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来提升人民的素质、开辟他们对民主理解的渠道，这就是独立自由的报刊言论。《新华日

我在中国的好几个机场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到了应该登机的时候，什么消息都没有，然后就说误点了，继续没有任 何消息。谁都不吭声，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飞机为什么误点。

　　旅客先是感到暂时的困惑，然后觉得着急，第三步终于变得焦虑。到了焦虑阶段，他们就开始主动去询问，然而即便你主动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到了第四阶段，就出现了与和谐社会截然相反的现象：双方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间，这样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目击这种情况，我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机场在关键时刻不吭声呢？这种行为方式和国际惯例完全不同。稍微好点的机场，如果飞机晚点，往往在预定登机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就开始广播。这也很简单。该登机的时候不能登机，你一定是要一个解释。或者是工作人员拿个喇叭出来讲，或者在登机口挂一个牌子，有的时候是显示在电子屏幕上，解释延误的原因， 到底是天气不好还是飞机晚到，或者是机械原因，还是飞机调度问题。服务更好一点的话，还要通告大概会延误多长时间。

中国政府已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是一个快速学习的组织，尤其是在管理国家经济，以及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交往方面。

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无疑是有学习、适应和不断提高操作技巧的能力的。但我们也应体察到，中国政府的学习一直具有“方向性”——时而朝这个方向，时而又转至另一个方向。这就是中国国内常说的政策“转右”或“转左”。不过，我更愿意称之为“向前看的学习”或“向后看的学习”。因为，面对意料之外的挑战和不期而来的危机，在“向谁学习？学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统治阶层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它引发了中国决策层里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我们不应该向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过多学习，那么这个“过多”的限度在哪里？而在应对危机的广泛影响和引导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方面，中国自身的政策遗产又会更适用到何种程度？

看起来，“向后看的学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下“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深远复杂含义，及其牵涉的几个基本的、大多数中国人长时期以来持续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生命的周期。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的60年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放到一个长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别析。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在中文的学术和传媒圈里，还是在我本人读到的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圈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非常的刺激。这个问题不久前又因为海内外火爆争议演员成龙有关“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言论，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为什么对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讲明？因为在近年来的讨论中，那些认为，或者鼓吹，或者宣传——这几个动词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的人们反复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