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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的博客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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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回答 《南方周末》资深编辑戴志勇同志的艰难问题  

2008-10-11 12:31: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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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回答 《南方周末》资深编辑戴志勇同志的艰难问题2008-09-26

问题一:国家为我做了什么?

丁答:
“国家”这个概念,英文有四个词表达:StateCountryLandNation。其中的差别在中文里不易看清楚。Country强调国土和人民;State则主要指国家政权。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在State的意义上来讲国家。1984年出国以前,觉得国家为我做的事蛮多。我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农民家庭,能念几年书,一分钱学费、住宿费也不用交,虽然课本要买,在1980年代初,国家还给生活费。
出国后发现,全世界大部分的合法政权、有基本社会福利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履行基本的社会服务。不提供反而显得不正常。
还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我出国属于自费公派,国家派出去,但美国提供奖学金。从1984年到1988年底,单位把我60几块的微薄月薪,邮寄给我老母亲,让一字不识、没工作的她生活得尚可。
当然今天来看,养老应该是现代福利国家应该做的事。

问题二: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丁答:
这是在Country的意义上来讲国家。
改革初期,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积极地鼓吹在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0年代末发表了三篇文章,批评四人帮和“极左”思潮。当时刊物很少,最重要的一些如《文艺研究》、《经济研究》、《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都刊登过我的文章,大部分都被新华文摘收录,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我还在读专科,准备考研究生,考上后1980年初才入学。
我是个读书人,海外这么多年,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学习研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继续提供必要的信息与知识。
第二是1993年回亚洲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用海外争取到的研究经费等,帮助西部几个比较贫困的省和自治区,做具有公共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研究咨询,帮他们拓展海外联络。比如在少数民族最多的云南,与当地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研究如何把经济发展与对东南亚的开放交往结合起来,如何把省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多民族共赢结合起来。

问题三:国家还应为我做什么?

丁答:
这是在State的意义上来讲国家。我最希望国家为我做的事情,是给中国最好的十几所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更多学习国际上优秀大学的经验和模式,为常年在海外的人为国内提供专业服务建立常规渠道。若此,我这样的人就可以更好地找到国内的工作,在国内发展。
以前是说报国无门,现在是希望这个门更大、更开放、更透明。缩短与世界先进大学的机制差距。最好的国内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创新力,大学之间、学校内部有更公平的竞争。对中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也应有同样期待。
各人对自己能做、想做什么的判断不一样,我对商界、政界没有这种期待。假如有机会,我希望做一所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这个校长的权力应有法律保障。很多人在国外博士一毕业就回国,我拿博士学位后,工作了16年。在系、院、学校一级,在美国、澳洲、香港几个大学,都有多方面的经验。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蔡元培、胡适这些令人敬仰的大学校长。假如给我法律保障的充分治校自主权,我一定可以把海外好的模式引用进中国。当然,不是靠我一个人。

问题四:我还应为国家做什么?

丁答:
这又回到了Country的概念上。我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鼓吹国际上办大学、办研究机构的先进体制、经验。这些即便不能马上变成现实,也能给有志改革的人提供参考,等时机成熟时付诸实践。
我还要继续不断地推动中国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全面复兴的机会,只能来自于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全方位互动。中国越对外开放,中国就越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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