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南网报道] 2008年4月26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应邀在《大特区讲坛》（海南省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建议海南做一件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与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合作，在海南建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试验区”。

丁学良教授特别看好2008年5月即将履任的马英九先生。他认为，北京的中央政府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与台湾合作，在海南或福建沿海地区建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试验区”，从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上融合两岸的优越要素，缩小双方的体制差距，建造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的互信，这对海南、福建和全中国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丁学良早在1993年10月就有专文提倡这一观点,参阅他的《共产主义后与中国》第103-105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发行）。

中国南海研究院副院长朱华友和一位在海口旅游控股集团公司工作的朋友听完报告后介绍说，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篇论文是当时研究生们必读的一篇典范之作。可惜书呆子丁学良并不珍惜可能进入仕途的良机，放弃了在国内已经十分看好的一切所得，跑到美国去读博士，从此以后成了一位他自嘲的“国际非盲流”，在世界各地游学和讲学，还时不时地回中国来鼓吹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和制度，招致许多学官大人们的斜眼相视。到如今除了学到满腔的西方葡萄酒和啤酒、中外名蒸溜酒、穷乡僻壤原发酵酒的切身知识外，一无所有。

大震能否推进“良治”？FT中文网<丁学良专栏>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良好的治理简称“良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决策的过程及其贯彻实施的结果，均体现出公正的、有效的、可以客观检验的一系列标准，因此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良治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视的领域之一：若治理不良，一个社会自己的潜在条件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援助，会被大量浪费乃至糟蹋掉，产生不了应有的综合性正面社会效果。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任何体系的改良、治理的进步，总是和大的经验教训相伴生。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社会，救援的方式及效果，总体上来讲，都赢得了海内外很高的赞誉。

中国在这次之所以赢得很多的赞扬，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来辨识中国的进步。三个参照系中，两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在中国的旁边。

第一个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最大的参照系；第二个是2003年的SARS即“非典”；第三个是在四川地震之前一个多星期的缅甸飓风灾难。这三个参照系，给四川地震中的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反应，设立了一个黑白分明的背景。没有这个客观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对中国这一次的总体评价是那么的好，这个“好”与在这之前刚发生的西藏事件及与此相关的奥运火炬传递中出现的广泛抗议形成鲜明对比。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一直关注政治制度形成和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个形成和变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翻阅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你会发现，它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现代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是怎么演化、变得更有效率更公正或相反？支持它变得更“良”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因为经验资料所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是近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来的这个时段。

促进该体系成长的最主要动力是三个，第一是战争。战争对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刺激极大，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昔日的欧洲，比英国更早的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有很多杰出的表现，但最后为什么都败在英国手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最基本的原因里，有一点是：它发展了组织和支持近代战争的有效的财政等相关的制度。而它的竞争对手只是把打仗当作打仗，英国却致力于建设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它不是被战争拖垮，而是被战争所强化，它的竞争对手却被拖的疲惫不堪。

第二个促进动力是大的自然灾害，也是现代国家机构包括行政管理体系进步、走向更合理及更有效的刺激因素。除了战争及大的自然灾害，能促进国家行政治理进步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竞争，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中国政府能否抓住这次大震灾难，在制度层面上把坏事变好事，在推动良治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大的自然灾害与战争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很相像。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可能发生的大自然灾害，事前做了一些准备，而当灾难真正到来，大部分都会超过事前的设想。因此，国家机器、行政系统、社会管理的诸多机制，能否比较灵活积极地应对和消解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把这种破坏作为进步的一个契机，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作为。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看看海内外对这次四川大震之后，最为关注和期待的是哪几个方面？

第一是信息的透明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媒体全部只能用新华社的统发搞。而那几篇关于唐山大震的新华社通稿里，充满了当时疯狂的没有人性的政治术语，对大震本身造成的灾难尤其是人命的损失，基本上没有提及。正因为官方媒体的消息封锁，唐山地震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造成巨大的恐慌，帮助了小道消息的四处扩散。由于对灾区真实情况不了解，全国民众对救灾能做什么也很不清楚——惟一盛行的是谣言，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对怎么防震、怎样救援，都是在无知和愚蠢的指导之下，非理性行为多多。

二十七年过去，到了2003年的“非典”前期，又使出信息封锁的老手段，很快导致海内外的恐慌，弊端彻底暴露。所以，每当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之时，这种信息不透明，就为谣言误导制造了肥沃的土壤。谣言盛行的最大前提，是真实的信息得不到及时披露。

因此，国际社会这次给予中国最正面的评价，第一条就是四川地震期间，中国体现出罕见的透明度。从政府的公告、主流媒体的主动介入、到老百姓的手机和电邮等各个渠道发出来的信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动员、积极救灾、并抵制谣言，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国际上关注的是，中国此次罕见的透明度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海内外均有报道，中国宣传部门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也是希望重复过去的那种方式，用“通稿”来统一舆论。然而地震一发生，众多中国媒体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奔赴现场，迅速把最新消息发了出来，一下子促成了中国在大灾时罕见的信息透明，使得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赞扬和同情，更在国内推动了全面的团结和互助。

所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否正面肯定这次短暂的透明度所带来的贡献，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这样的透明做法，哪怕只是它的一部分被制度化了，那也是中国在良治方面取得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的进步。

第二，是这次救灾过程里中国民间力量自发广泛的参与，既有NGO、小型基金会、商会，也有个人行动、朋友结伴救援，种种爱心义举，令世界由衷叫好。当今世界，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遇到类似四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突发性灾难，其行政系统也无力全面承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或半贫困状态，政府更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资源全面承包、照单全收、替天行道。如果不让民间社会自愿、自发、自主地参与，如此巨大的突发灾害，只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引发更大的灾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治理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动全面参与，显示了一种令国际社会衷心赞许的伟大爱国主义（patriotic），即对自己各族同胞的爱心与帮助，而不是那种令外部世界高度警惕的极端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宣泄。

因此海内外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珍惜中国民间这种自愿自发、自主自组的爱国精神和公民意识，在制度的层面上给予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康、互爱、强韧。这方面有诸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中国能否不拖延制定一部与国际接轨的、开明有效的法律，对NGO、慈善团体、基金会等等予以规范管理和正当保护。中国境内稍有点规模、做过一些实实在在公益事业、多少与国际上的NGO有联系的NGO，据报道有三千多个；其它更小、更不稳固的有数万之众。只有在一部开明有效的法律之下，它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运作；那些名不副实的，才能被依法整编或淘汰，那些卓有成效的，才能更上层楼。

第三，是中国政府在遇到突发的、大的自然灾害时，如何与国际社会联手，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使国际救援进入中国本土。

这次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与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形成对比，进步显著。唐山地震后，中国高喊“自力更生”，关起门来，虽然能力远不足，也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此举不管真实用意如何，实际后果是加剧中国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2003年“非典”也是如此，最初问题发生时，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不主动接触，当人家主动要来时，却把门关起来，直到问题严重、几十个国家对与中国的旅行交往实行隔离后，才开始短暂有限地接受外援。

这次四川大震，中国一把消息发出去，海外各方包括台湾同胞立刻表示，愿意入境参与救援。灾后第三天，海外救援力量进入四川，这比起1976年和2003年，是个大进步；比起近邻缅甸，更是天壤之别。然而遗憾的是，海外救援还是迟了两天半。对地震救援来说，头几天是性命攸关的时段；专家们都说，大地震后越早来的救援队是找活人，越晚来的是找遗体。

尽管如此，能否从此次中国与国际社会稍嫌晚了半步的合作（它仍然是个巨大的改良）获得正面经验，把与国际联手接轨方面的程序合理化、简化提速，以后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能在第一时间跟国际社会联手，接受海外的有效帮助。只要是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下革新规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第四，应从这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据我看到的资料推算，大震中死亡的学生（和少量的老师），总数一万多，甚至达到全部遇难者的三分之一；目前官方数字还没出来——吸取教训，对那些位于地震频发地区的公共建筑进行普查、加固甚至重建。要硬性规定：对于校舍和医院等的建造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政府办公楼。必须反复强调，四川倒塌的那些数千所教室夺去的上万名孩子和教师的生命这个巨大的社会和人伦悲剧，若不能对此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给予严肃处理，我们对国内、国际公众都无法交代。只有在严肃追查、惩处的基础之上，才能在以后大规模减少天灾变人祸的恶性可能。

第五，对救灾及重建的捐款和拨款的使用，建立公共监督体系。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出于爱心，以各种形式给灾区人民的支援，如果不能在透明的方式之下得到严格监管，就保证不了恰当的使用，那将是悲剧之后的另一种悲剧。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除了大灾，中小灾害每年都有。对救灾物资和重建家园的资源建立透明、公正、有效的监管机制，会使国内和海外的爱心援助更多更快地到来。这之前看到的数据，一个国家民间慈善捐赠占本国GDP的比例，美国是1.85%, 英国0.84%, 韩国0.18%, 印度0.09%,中国大陆才0.05% (SCMP,2006-10-9,B3)。四川大地震有可能长期改变这种状况，但前提是把中国有关捐赠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建设好，那样才会促成中国内部以及海外可持续的慈善行为。

第六，在任何地方建立大中型水电工程，都必须有透明的、让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被公众知悉的听证过程。越是尖锐的反对意见，越是要有通达上下左右的机会。

这次四川大震虽说很难预报，但无论从现代科学还是从历史资料都可得知，这一地区是地震多发带。然而就在这个地震多发地带，居然条条江河水坝林立。我们读到，很多水电设施在建设之前，就遭到了一些地质专家的质疑或反对，然而面对官方决策，纷纷无效。资料显示，在地震周边地区有近7000座大中小型水坝；据中国官方披露，地震导致8省市水库出险2380座，其中69座存在溃坝险情，有高危险情和次高危险情的水库分别达到320座和1991座。换言之，它们变成悬在几千万居民头上的巨大水盆。进而言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几条江河上没建水坝？建这么多水坝时，有几个经过公众的听证？这次大震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不能听任商业利益一手垄断。

这次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将近十万的人命丧失、几十万家庭的破碎、无量的血泪、难以计数的财产损毁。如果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能够把这次巨大灾难中展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伟大潜力当作宝贵资产，再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中国在“良治”方面就会迈出一大步。那样的话，我们想到不幸遇难的十万同胞的亡灵时，就可以宽慰得多；面对他们的遗属和亲友时，就可以少内疚得多；以后再遭遇类似的大自然灾害时，流的血和泪就可以少很多。

中国增加“软实力”的不二法门 FTChinese.com 中文网 <丁学良专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它的国内经济产出总量每过八年就翻一番即增长一倍（至少在官方统计表上是如此之高）。在从1987年到2007年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攀升到占8.8%，增长了将近五倍。假如在这期间中国的“软实力”能够有它们一半的増长幅度，那该有多好啊！——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会抱有类似的想法，可惜这仍然是一个梦想。直到今天，中国还只是一个“硬件”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远非“软件”——包括政治社会价值这类软件即“软实力”——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拥有的“软实力”，是基于一个更自由、更多元、更透明的竞争舞台上，一个国家如何来说自己的“故事”即实际做过的事情、藉此来投射自己的理想和观念。

而且，你所表达的，要能让形形色色的对方真正地相信。因此，我们若从全球视野来观察、特别是考察21世纪初期的世界状况，一个国家要增长软实力、要发展“软实力”的投射能力，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以及由此铺设出的途径是哪些呢？第一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

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设立多所“孔子学院”，雇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关公司”来改善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后面都是以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为支撑的。就在今年奥运会火炬国际传递遭遇种种示威阴影之余的5月初，我们在海外收到一个诱人的通知：设在北京的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属于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 Beijing）邀请国外的学者用英文为它的官方网站写评论，每千字400美元的稿酬。没有大把的银子，这样的运作当然搞它不起。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那样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便是。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

它们的人口少少，没有吓人的大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第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绝不是靠这个国家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来支撑。很多的中国官员似乎相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发声，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就越是能够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大打了折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个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当然可以推波助澜，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记得1984年夏我去美国留学时，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国家的普通公民与国旗之间的亲密关系：体育竞赛时美国运动员得胜了，常会自发地把美国国旗披在身上，绕场一周；观众中的很多人脸上也画着小国旗或者衣服上有国旗图案，欢呼雀跃。

这种表达方式对我挺刺激——那时在中国，国旗是不允许这么自发使用的，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灵柩上才可以覆盖国旗。你们小老百姓，也敢随随便便使用国旗？小心对你实行专政！后来我又常看到美国公务员和公司经理的办公桌上或身后，摆放或树立着美国国旗；每年大的吉庆日时，无数的普通民房也是挂着美国国旗。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回到中国，也常看到同样的景象：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看国际体育竞赛时，脸上也会涂着国旗图案；选手获胜，也会披着国旗绕场一周；中国的官员和经理们，大多数也会在办公桌上摆着小型国旗——这说明美国公民自发的真诚的爱国表达方式，也获得了众多中国人潜移默化的接受。我非常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也能自发创造出一种他们自己喜欢、又能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的爱国表达方式，来展现中国民间的软实力。某些中国“愤青”们在互联网上用谩骂和血腥言辞的表达方式，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过瘾，似乎难以对其他国家民众产生文明的感染力。第三，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招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在1960年代，那时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VOA（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我想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

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为什么？美国人可以举例：几年前我们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出任的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卿（鲍威尔），很快我们又有了一个黑人女公民出任的国务卿（赖斯），不久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任总统（奥巴马）。面对这些事实，有几个头脑清醒尊重客观的人，能够说美国的黑人继续没有政治地位？现在再回到我们所关心的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问题。多年来在面对国际上一些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时，中国官方发言人经常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所问及的那个人或那件事，中国的有关部门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正确处理。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后，海内外公众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那些七千多座学校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数千上万名孩子们死亡的悲剧。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彻底、全面、透明、正义的法律追究和惩治，将比一百次的官方声明、一千篇的大报社论，更能在世人面前证明中国在法制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从而提升中国国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此乃“软实力”很基本的一部分。俄罗斯的谚语说得好：关键时刻，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庄严的声明。

中国增加“软实力”的不二法门 FTChinese.com 中文网 <丁学良专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它的国内经济产出总量每过八年就翻一番即增长一倍（至少在官方统计表上是如此之高）。在从1987年到2007年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从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攀升到占8.8%，增长了将近五倍。假如在这期间中国的“软实力”能够有它们一半的増长幅度，那该有多好啊！——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会抱有类似的想法，可惜这仍然是一个梦想。直到今天，中国还只是一个“硬件”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远非“软件”——包括政治社会价值这类软件即“软实力”——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拥有的“软实力”，是基于一个更自由、更多元、更透明的竞争舞台上，一个国家如何来说自己的“故事”即实际做过的事情、藉此来投射自己的理想和观念。

而且，你所表达的，要能让形形色色的对方真正地相信。因此，我们若从全球视野来观察、特别是考察21世纪初期的世界状况，一个国家要增长软实力、要发展“软实力”的投射能力，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以及由此铺设出的途径是哪些呢？第一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

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设立多所“孔子学院”，雇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关公司”来改善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后面都是以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为支撑的。就在今年奥运会火炬国际传递遭遇种种示威阴影之余的5月初，我们在海外收到一个诱人的通知：设在北京的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属于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 Beijing）邀请国外的学者用英文为它的官方网站写评论，每千字400美元的稿酬。没有大把的银子，这样的运作当然搞它不起。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那样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便是。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

它们的人口少少，没有吓人的大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第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绝不是靠这个国家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来支撑。很多的中国官员似乎相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发声，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就越是能够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大打了折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个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当然可以推波助澜，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记得1984年夏我去美国留学时，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国家的普通公民与国旗之间的亲密关系：体育竞赛时美国运动员得胜了，常会自发地把美国国旗披在身上，绕场一周；观众中的很多人脸上也画着小国旗或者衣服上有国旗图案，欢呼雀跃。

这种表达方式对我挺刺激——那时在中国，国旗是不允许这么自发使用的，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灵柩上才可以覆盖国旗。你们小老百姓，也敢随随便便使用国旗？小心对你实行专政！后来我又常看到美国公务员和公司经理的办公桌上或身后，摆放或树立着美国国旗；每年大的吉庆日时，无数的普通民房也是挂着美国国旗。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回到中国，也常看到同样的景象：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看国际体育竞赛时，脸上也会涂着国旗图案；选手获胜，也会披着国旗绕场一周；中国的官员和经理们，大多数也会在办公桌上摆着小型国旗——这说明美国公民自发的真诚的爱国表达方式，也获得了众多中国人潜移默化的接受。我非常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也能自发创造出一种他们自己喜欢、又能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的爱国表达方式，来展现中国民间的软实力。某些中国“愤青”们在互联网上用谩骂和血腥言辞的表达方式，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过瘾，似乎难以对其他国家民众产生文明的感染力。第三，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招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在1960年代，那时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VOA（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我想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

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为什么？美国人可以举例：几年前我们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出任的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卿（鲍威尔），很快我们又有了一个黑人女公民出任的国务卿（赖斯），不久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任总统（奥巴马）。面对这些事实，有几个头脑清醒尊重客观的人，能够说美国的黑人继续没有政治地位？现在再回到我们所关心的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问题。多年来在面对国际上一些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时，中国官方发言人经常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所问及的那个人或那件事，中国的有关部门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正确处理。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后，海内外公众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那些七千多座学校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数千上万名孩子们死亡的悲剧。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彻底、全面、透明、正义的法律追究和惩治，将比一百次的官方声明、一千篇的大报社论，更能在世人面前证明中国在法制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从而提升中国国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此乃“软实力”很基本的一部分。俄罗斯的谚语说得好：关键时刻，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庄严的声明。

中国再崛起：期待文明投射力

 广州日报 赵琳琳

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丁学良

　　中国GDP数年来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位一再上升，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成为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国际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丁学良教授认为，实际上，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一直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而对于中国经济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际和国内都称之为“中国经济再崛起”。

　　丁学良教授新书《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一直致力于比较研究的丁学良教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动力，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并对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展望和预测，分析和评论其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此外，书中还有他几年来在各地所做的演讲、所接受的部分访谈的选录等。

　　本专题采写/图 

　　本报记者赵琳琳

　　裤子打补丁的社会学家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一户农民家庭，1983年，他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之后，他被推荐到美国留学。1992年，丁学良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顾问。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穿着一件橙黄色印着复杂花纹的上衣，这是从泰国带来的，丁学良喜欢它的舒适，裤子是意大利的，已经破了两个洞，丁学良还没有把它扔掉，而是用布和线把它一道道补起来，补出了两块“大饼”，丁学良说，图的就是这棉质的裤子实在舒服。而关于他衣着随意不拘小节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据说1994年，他在美国认识的一位投资银行界的朋友约他一个正规的场合吃饭，他从美国穿回一件全棉衬衫，因为上海天气太热，他直接把衬衫的长袖子剪掉，变成短袖，穿着这件衬衫去赴宴。这位朋友说，如果在投资银行界穿这样的衬衫去上班，不到下班就要被炒鱿鱼了。

　　精彩观点

　　中国不是“崛起”

　　而是“再崛起”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最多使用的说法是“中国的崛起”。但本书强调，把中国过去二十五年中取得的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一位英国记者根据Maddison的著名经济史料评论道：“两千年前，中国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一千年前，它仍然接近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中国的GDP已经上升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不过，最近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失常，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973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的不到百分之五。公元1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已经为四百五十美元（按1990年物价标准）；1950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水平与两千年前相近，为四百三十九美元。不过，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突然醒悟，迅速赶上来，它目前的GDP占世界总数的近百分之十五。”

　　中国的再崛起

　　还只是经济上的

　　●本书提示国人：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还只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人类提供最多的产品，而且同时为世界提供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从这个角度看，从近代到如今，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还远未达到历史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全球相对高度，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整体文明投射力。本书以此为背景，以全球化为框架，讨论中国历史性再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丁学良：

　　“中国创新动力来自国际竞争”

　　国内经济学教育

　　理念和训练有待进步   

　　广州日报记者：3年前，你曾经说过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发媒体热议和各界关注，3年过去了，今天你是否还持此论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进步？

　　丁学良：我说的这个，不包括当年老一代的研究者，因为一代人只能和一代人比较，每一代人学习、工作的环境不同；此外，从中国大陆出去留学，在国外较好大学读了经济专业，被国外聘请为大学教师，已经历过国际标准评判的，只是回到国内来挂职的也不在其内，从2005年年底到现在，已经两年半过去了，现在第一个条件不变，而第二个条件中，有少部分人把国外的职位辞掉了，回到国内大学来执教，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广州日报记者：你认为，我们经济学界的研究有没有进步？

　　丁学良：当然有进步。因为过去，所有的五六个大的学科中，经济学的教学研究条件很好，它资源丰富，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济学是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关心的，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尺度放得比较宽等等。当然，由于经济学学科就业形势很好，资源丰富，也吸引了很多优质的学生资源进入这个学科从事学习研究，使它的人力素质相对较高。

　　中国需要创新方面的调整

　　广州日报记者：你的新书谈论的是中国再崛起的问题？

　　丁学良：对，主要是我的一些报告、演讲等。

　　广州日报记者：在你所列的中国经济再崛起环节中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是创新，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丁学良：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官员评价体系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东西，对于官员的考核更重一些硬性的指标，而非软性的东西。就像在国内发生堵车时，人们第一反应通常是拓宽道路，而不是去改善电脑系统和对交通的管理等。所以，在这方面国内还有待改进。

　　广州日报记者：国家现在很看重创新，你认为，未来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改革，动力会来自何处？

　　丁学良：中国的创新，我认为，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于国际竞争。中国近200年来，许多重大的改变和进步都来自于国际竞争，当然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有时候中国的回应很主动，有时候被动一些。

　　广州日报记者：今年，大家都在讲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创新方面的一个契机？

　　丁学良：要完全转过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努力。因为近20年来，关于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以低成本的劳动生产吸引外资进入，这是借鉴了此前亚洲四小龙在这方面的发展思路。但是近年来，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提高等，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有可能带动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调整，不要使太多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出口。我希望能看到对于创新方面的调整，但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调整到一个足够的比例，可能不会很快，它还涉及到一些利益的调整。

　　现在也有部分企业有些区域已经在主动进行创新方面的调整，但还不是所有的企业，因为创新需要很多要素的结合，比如，国家最重要企业的研发能力，金融机构对于创新产品的风险投资等，因为创新有很多风险。

　　印度很多产业

　　具有国际竞争力

　　广州日报记者：在你的书中，有一章是讲印度经济发展的，中印之间的竞争被称为是龙象之间的竞争，你如何看待印度经济？

　　丁学良：我个人对于印度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印度的毛病都摆在那里，大家对于印度发展的诟病主要是其基础建设不好，因为政府不够强有力。但是印度的很多产业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而且这些领域是完全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这些行业的根很坚韧，比如，印度的医学、IT、高等教育、文化产业等。

　　广州日报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丁学良：印度并非是忽然崛起的，因为印度经济中发展不错的领域一直很坚挺。印度当年政治上学习西方，而经济上学习了前苏联的一些体制，竞争不够强，但印度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们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晚了十多年起步，开始下决心抛弃前苏联的一些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精英对“软实力”理解的盲点FTChinese.com 中文网<丁学良专栏>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来，对国家实力的理解，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报刊喜欢用的统计数字是每年生产多少吨钢铁和水泥等等。如今，中国的官员们热衷谈论的，除了这种经济的硬实力指标外，更愿意讨论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

多数人都知道，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资深教授约瑟夫·奈提倡的，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力使之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框架。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以来，也确实在各国大行其道，并迅速进入中国，变成中国的政治、外交、传媒等精英阶层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

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非常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如此的醒目（其中当然包括一些水份），才使得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方面的实力增长，主要是军事实力（中国的实际军费支出，国际上一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一说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等的凸现，令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威胁”等等话题，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政界、传媒界、学术界、外交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则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的软实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软实力可不可能也像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样，有快速的、显著的、持续的增长？

这方面的议论，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大热点。这些年来，以我本人与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和出访人员的交流接触为例，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场合，虽然不是每天，但至少是每个星期，都会听到读到相关主题的提问、评论和政策建议。

软实力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在中国变得这么“热”？我的观察，有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的传统里有这方面很深的渊源。中国自从汉朝初期以来，把儒学定为朝廷尊崇的教义。两千多年里，无论是对周边的国家，还是对国内的统治，中国历代朝廷最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推崇“教化”，即以道德、文化的方式，来使别人服从它的统治和权威。因此，中国两千年来尊崇孔孟之道的政治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非常容易、非常快地认同和采纳“软实力”这个概念。

其次，从现实的原因来看，中国的政治精英、外交精英、部分的传媒和文化精英，也非常愿意利用这个概念来操作相关的实际事务。为什么说是“利用”？因为当今世界上，从经济、技术、军事等诸多“硬件”尺度考察，中国的综合实力不仅尚无法与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抗衡，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难以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与日本相抗衡。在全世界目前最主要的大国与国际联盟中，中国还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因为“硬”的力量还不到平衡乃至压倒对方的程度，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就很在乎，能否用其他的东西来弥补综合硬实力的不足，即所谓的“物资不够精神来凑”。（作者按：这个说法原盛行于物资极度匮乏的1960-1970年代，那时候中国官方宣传一把“雷锋精神”提得特别高，普通老百姓就说是“物资不够精神来凑”，意即让你饿着肚子也要感到“制度优越性”的无比幸福）。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还是从中国目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和国际联盟中的实力比较来看，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很在意地认同和利用“软实力”这个概念。

不过，根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中国精英阶层——这里主要是指政界和传媒界的领导层——对“软实力”的理解，有着非常深刻的偏差。而因为在理解上的深层偏差，又导致在操作层面上的无力和无奈。

这确实是个挺典型的中国式悖论：一方面是一个国家的政界、传媒界、外交界、学术界对此问题越来越多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在深刻误解的前提下，许多人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多半是误导和帮倒忙。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深刻的误解是什么？误解来自何方？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最易犯的误解，来自他们自身的工作经验——他们把发展和投射“软实力”基本上等同于“怎么做宣传”。因为按照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国内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经验，你只要把宣传工作做足了，很多麻烦事情都能被“搞定”。于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把怎么样发展、建设、扩张“软实力”，理解为“怎么搞好对外宣传？”

这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在理解方面出现种种误差的根源，这也是他们围绕建设“软实力”时，提出的对策、建议、战略等等先天不足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把发展“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对外宣传”，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历史事例。

如果一个国家实际具有的软实力和对软实力的投射能力（projection），等同于这个国家做宣传的能力，那判断这个世界软实力的分布图就太容易了：在世界各国中，那些自上到下有着完整、庞大、资源丰富的宣传系统的国家，就应该属于具备最强大软实力的国家。若是如此，我们就可以说，1990年代初以前的苏联应该是世界上具备头等“软实力”的国家，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则应该是全世界最具有“软实力”的国家了——因为上述两个例子，都是有全国上下一致的、协调严密的、非常庞大的、资源可观的、经验丰富的宣传系统。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断，那些并无全国统一严密的宣传系统的国家，就应该是软实力最弱小的国家，诸如美国、欧盟国家，都应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当今的中国政府还要担心什么？你已经是世界上“软实力”的老大了，还怕谁来跟你叫板，“贬低”、“抹黑”你啊？

所以，仅从这个明显的历史事例和由此而作的推理判断，就可以很清楚地忠告中国的精英阶层，提升软实力和做宣传不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软实力的扩展与做宣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是不可以划等号的。而恰恰是那些不可以划等号的方面，最需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冷静反思。

二者的根本区别是：与中国在国内搞宣传的环境不同，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和投射自己的软实力，是从一个信息流通相对不自由、不透明的环境，跨入一个信息远远更为自由、更为透明的环境，而且是在各种声音和多种价值观念相互持续竞争的状态之下，力图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声音被众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认同、接受、分享。

如果全天下只有一个信息源，没有其它异质信息的对照；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后台控制了全球的媒体；如果全天下只有一个核心部门来给世界上所有的机构发送统一的指令，那么国际社会软实力的投射舞台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可惜，当今世界并非如此。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社会目标。你一旦离开自己的国门，就不可能不让人家提出不同的、挑战性的观点，更不可能阻止人家提供不同的信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前提下，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的强弱，不取决于它在国内的操纵模式和工作经验，而是取决于它如何在一个开放、透明、多元、充满竞争的世界赛场（arena）上，拿出什么样的实质内容，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这些实质的内容。

与中国精英阶层对软实力作“那不就是搞好宣传工作嘛！”的误解相连，他们这些年来过分强调“宣传技巧”的作用。技巧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功能，但它们不是提升软实力的一根支柱。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拥有的软实力的水平、软实力的投射能力，可以主要依靠在技巧上的改进、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来达到的话，那就好像是把一个公司的广告技术，当成一个公司的全部业绩一样，势必在市场这个无情的竞争舞台上一个跟头摔到半死。

不要忘记，1990年代初以前的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对外语种广播，无论是英语、德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还是日语、阿拉伯语，都有出色的播音员来主持。但是，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清楚，由这些文质彬彬的播音员地道的外语发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内容。他们的宣传技巧怎么改进，也不能让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信服苏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即便是技巧，也有表面功夫、“花架子”与“内功”的区别。比如，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那些电视节目，大部分主持人无论从相貌、还是从年龄，都无法与中国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她（他）们多数是年轻美貌、时尚鲜亮——相比。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界、外交界、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精英们（包括中国的），如果他们有选择的机会，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看由后者所主持的节目。前者靠什么取胜？显然不是靠相貌、打扮、服装或年龄。他们的优势，除了节目的内容，还有就是自己在激烈竞争和专业训练中养成的“内功”；给定同样的节目，深厚的“内功”也比“花架子”更能抓住严肃的、有鉴别能力的观众和听众。

简而言之，把在国际社会提升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宣传工作”，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因为“搞宣传”是在一个垄断的“观念市场”上运作操纵，而提升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是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观念市场”上搏击和胜过对手、争取更多的“他者”。试图把在中国国内搞宣传的心态、方式、经验、技术，拿到国际社会里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如是把饲料喂大的鸡，放出去与苍鹰在空中比翼。

丁学良：把大学当老国企办，没出路

记者 张弘 采访丁学良。《新京报》编者按：大学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关大学功能，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在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论。今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大学问题再次被人们提起，2008年5月4日，本报推出了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全面梳理北大历史，希望以此来审视当下的大学状况。特刊推出后，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就相关问题，我们再次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 ( http://www.tecn.cn )
    
    与国际潮流接轨
    中国大学没准备好
    
    新京报：北京大学110周年刚刚过去，我们也推出了特刊，对北大的历史做了梳理。如果把北大的110周年放在世界高等教育史的背景下，你怎么看它的历程？
    丁学良：北大这110年来，有很辉煌的时候，也有很不走运的时候。不走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主要不是它自己的责任。它最辉煌的时候，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胡适当校长的时候，马寅初当校长的时候。我这样说并非把北大当作人治的一个典范，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当中国最重要的大学的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温度计，它能说明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鼓吹人治的体制。在这三任校长之后，没有任何一任北大校长敢讲，北大在我的管理之下，做到了像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当年做过的。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可能有人内心里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做到。

    新京报：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你认为北大在与本科教育的国际潮流接轨方面准备好了吗？
    丁学良：我觉得远远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在北大有多少教师，在中国有多少大学的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作为个人，也有人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作为大学来讲，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方式、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对当代文明的潮流作出全面的、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拥抱,拥抱这个潮流，响应这个潮流。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还是学校的管理，还是与全球社会的互动，我看不到国内有任何一所大学做到这一点。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那么，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气质和面貌？
    丁学良：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能不讲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但是，这只是其教育理念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它是必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有非常高尚的理想主义，同时又能在他（她）那个年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能够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能起一点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事。而且，他对人类社会的公正、正义有一种关切，也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去参与，行动。最好的大学，必须要有这样的功能。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是没有技能的，在职业上，他不能是个失败者，不能长期没有饭碗。这是必要的。这三点是一个三脚架。 ( http://www.tecn.cn )
    
    大学功能的变化：
    从培养绅士淑女到不仅仅培养绅士淑女　　
    
    新京报：让我们厘清一下概念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大学？
    丁学良：大学的观念不断在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观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这个概念比以前变化得更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引导全球大学观念的变化方面，最重要的观念创新来源于美国。二战之后，大学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体现在本科教育。它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公民的教育。在大学理念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大学的功能应该是什么？
    丁学良：和刚纔说到的变化相对应的，就是大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二战结束以后，大学逐渐多功能化。以前的大学本科，在作为精英教育的时候，主要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为这个社会培养所谓有教养的绅士，少数女子院校就要培养淑女。以前的很多专业，靠着经验的积累就可以做得很不错。二战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学就不能仅仅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和淑女，必须多功能化。但是，它并没有把培养有教养的人这个功能拋弃掉。但是，仅此还不够，它越来越强调培养出来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非常负责任的公民。二战结束后，民主化的浪潮虽有反复，但是广度和深度的总趋势越来越朝纵深化方向发展。普通公民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所以，大学培养的人除了有文化修养之外，还得对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有充分的理解和参与。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你在美国留学多年，谈谈美国的教育？
    丁学良：这十多年来，美国优秀的大学有一点非常好，在他们四年制的教育里，至少有一到两个学期不是在本国，要到另外一个或者两三个国家。这种教学理念是什么呢？它所强调的是，我教育出来的人不但要对本国的社会生活，本国的政治过程有理解，有亲身参与的责任感和能力的训练，还要使我培养的人对全球社会有认同，有理解，有一种关怀，有参与的训练。 ( http://www.tecn.cn )
    
    大学的创新问题
    大学不能用官僚管理
    
    新京报：这几年来，各种大学排行榜相继出炉，看得人眼花缭乱，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不绝于耳，你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里面提出了自己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看法，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应该怎么认定？有哪些基本要求是必须达到的？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首先，各种大学排行榜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商业操作了。一个媒体一旦做这件事情以后，会大大增加自己的销量，大学排行榜因此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媒体因此一拥而上。各种媒体操作这件事情的水平，也是千差万别的。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要从硬的方面来讲，就是最具有竞争性的部分。对任何一所大学，你把它现有的教员的总数做一个基本的参数，然后找其它几个国际上最富有竞争性的参数，哪几个参数呢？就是你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员，在过去5年或者10年、20年里面一个大的专业里面的教员、研究员等从业者，在这个专业里面，最重要的成就、创新、创造的认可即学术奖。这个是硬指针。根据硬指针来比较一下，比那些商业的排行榜要科学得多。 ( http://www.tecn.cn )
    如果说，像我刚纔所说，在一个大的专业里面找一些硬的，国际上同行公认的指针来评太费事，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你说你这个大学非常棒，你有多少教员能够到另外一个国家最好的大学任教？这种互相承认也是一个非常硬的指针。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政府投入的总量无法和现在相比，但是，那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教师到西方最好的大学任教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人来，像陈寅恪、季羡林、钱钟书等等。那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到西方去没有接轨的困难。你现在看看？这种比较，要比同专业，你不能拿萝卜和青菜比，鱼跟鸡比。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1952年以前，国内最好的大学和西方最好的大学水平是接近的，后来学苏联，导致了教学、研究水平的下降。现在中国的大学，在制度许可的情况下，要进行重建或者恢复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丁学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只是觉得，第一步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不要把现在的公立大学，当作二三十年前的国营企业进行管理。如果你认为，二三十年前，那种对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有毛病，是死路一条的话，那么你现在更应该体会到，以这种方式来管理现在的公立大学，问题更严重。因为大学是一个创新的机制，你用管理老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它，绝对不可能发挥大学的创新作用。这个问题太明显了，我有一些数据，中国政府、企业对大学里面投入的财政很多，但是，不管哪个领域的创新，产出的比例是很差的。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这里也有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比如，经费的使用，大学不能自己作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这是以前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管理大学，只能是死路一条。创新的起点是自主，只有自主你才能创新。如果一切东西都要等着上级的批准，就不可能创新。因为创新本来就是没有先例的东西。一个国家，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一所大学，没有自主也不可能创新。自主是创新的条件，自主是创新的基础，自主是创新的环境，自主是创新的保障。 (

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新旧思路

[丁学良按：这篇短文讲的是一个很实际的社会问题，却很难发表。对这类问题其实越是不讨论，越难找到多种多样的出路。]  

这些天我连续参加北京地区的几个高校研讨会，会议的主题虽然不同，会余聊天时不断涌现的有一个话题却是一样的：又到一年一度中国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的总数又将再创历史新高——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 ，比2001年的115万翻了将近五番。本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是非常的不令人鼓舞。

看看以前的相关报道，从2005-2006年度起，中国大学毕业生就有百分之五十多的找不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职业（这方面最详细的报告是2006年7月16日公布的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从事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自此以后这类调查报告不再见报）。三十年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在列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社会弊病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是其中之一。三十年后，咱们也开始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了，真是“三十年河东变河西”呀！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一件好事，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贫困家庭是靠变卖家产（如耕牛、大农具等等）、借债（利息远高于法定利率）来支付学费；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是靠父母卖血来凑足学费。全家这么受苦，指望的就是家里出来一个大学生，找到一份工资水平尚可的城里工作，使全家脱贫。当这个大学生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厄运时，全家也就失去了经济翻身的一线希望。“因教而贫”（即孩子上学的年头越多，家里越贫穷），过去几年里已经与“因病返贫”（即刚刚脱贫的家庭，因为其成员生场大病而全家再陷入困境），成为中国弱势阶层的两大负面趋势，令各方关注。中国现届政府虽然在这两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因为问题的规模巨大，仍然难以全面解决。

回想起2006年9月中旬，我听到的另一个数据令我更吃一惊：全中国范围内，法律系本科毕业生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找不到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这个问题当然与中国的法学教育规划有关，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并不大量培养法学学士，只培养适量的法学硕士和很少的法学博士，而全中国现在有625所法律系或法学院，统统培养法学学士，2006-2007年全国法学本科生总数达到50万人，每年毕业12万多人。从去年的趋势来看，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在各大专业里倒数第二。因此，必须尽快把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与世界法治国家的主流接轨，大量减少法学院和法律系，尤其是要尽快缩减法学学士的培养。

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不是因为搞了改革，目前才首次面临大量高校毕业生无法就业的巨大压力。1968-1969年，当时在中国大专院校里累积了五届学生，中学里累积了六届学生，都是因为“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近于崩溃而无法安排就业。那时候毛泽东想出一个绝招，把几百万大中学校学生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以这个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此法被那时毛的接班人林彪暗中称为“变相劳改”）；这个办法导致了中国教育的断层，令教科文领域很多年里“一片萧瑟鬼唱歌”。

今天大概连自封的中国“新左派”人士，也不好意思推荐再用毛的绝招来解决当下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过要是真用此绝招，一定能解决中国今天“愤青”过多的问题——只要把他们发配到农村和边疆，“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半年时间，他们里边的大多数人对毛主义的颂扬和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否定就会倒过来，因为当年的众多“愤少”即红卫兵们就是在下放中普遍觉醒，变得理性的，看清楚了疯狂的极左政策只会让国民死路一条。

既然不能用毛主义的旧办法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难，我们就得另想它法。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第一是要大量废除和修改中国目前成文不成文的限制多种多样第三产业发展的规章制度，使这些行业不再列在“敏感行业“的单子上，使中国公民在教育、卫生、文化、法律、金融、通讯、体育、娱乐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开办学校、医院诊所、律师事务所、公司等等实体的准入门槛降低。

第二，要加速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部门资源配备不平衡的问题，即那些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最密切相关的部门，其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均严重欠缺的问题。这里我特别要提及执法部门，也即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与国际主流接轨之前已经毕业和入学的法律系大量的本科生，必须帮助他们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笔者的建议是：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几年前读到一条新闻报道，说是全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普遍教育水平而言，数公安系统的最低。后来又读到海外的一篇资料汇集，表明从1990年代末到2004年初的六年期间，全中国报道出来的“群体抗议和骚乱事件”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与执法人员的行为方式有关。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低下，包括他们粗暴野蛮的行为方式，是引发老百姓集体不满和抗争的基本原因之一。2003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赵燕就已经撰文呼吁，要加强对警察的人权教育。让中国法律系的本科毕业生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会大大有利于警民关系的改善和法制素质的提高。

不过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谓的“入门费”。据一些“过来人”透露，近年来在中国东北地区这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中小城市里，要想当一个警察，即便你的其他条件都合格，也得私下里给当官的送上四、五万元，没有这笔人民币，你就很难当上人民警察。在经济发达地区，“入门费”还要更高一些。那些出身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为四年上学给家里背了一屁股的债，又能从哪儿弄到这笔不小的“入门费”呢？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

（丁学良按：文中提及的“6900间倒塌的学校”是几天前的统计，数字会随更多统计而增加。）

四川 5.12 大地震之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计其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定要广征海内外最好的艺术家，设计出最佳的碑亭塑像，让那些地裂山崩关头无与伦比的人物和事件“凝固”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体现，留给后代，永垂不朽。

这个建议，相信人人皆会赞同。

此时，我要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另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物的残骸，建一座碑，可以考虑命其名为“永不”碑。

截止 5 月17 日早晨 8 时媒体的报道，震区已经有统计的倒塌教室高达 6900 间，这还不包括震中最惨重地方的学校，因为目前尚无法计算。在这近七千间教室的废墟之下，埋压着几千个中小学生的肉体，以及随着这些柔嫩的肉体一起被毁灭了的孩子们对明天的梦想，以及随着这些孩子一起被毁灭了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他们未来的期待。

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切吗？天理、人伦、法律的哪一条允许我们忘记这一切？

大批教室的倒塌，原因是多重的：农村和偏远城镇的贫困，使能够用于学校建筑的拨款太有限；小地方的技术水平较低，建造抗震房屋的力量可能不足；国家明文颁布的建筑条例，到了基层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工程验收徒有虚名；那一点有限的学校基建资金，经过一些腐败的负责人和偷工减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缩了水，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就的大批“豆腐渣”工程，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杀人恶魔。

以上这些原因，可以用三个范畴概括：贫困、失职、腐败。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四川地震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任我们流多少泪，也冲洗不走丧失了孩子——许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的伤痛。

5月16日，在回答《中国日报》等记者提出的中小学房屋倒塌比其他建筑更严重的问题时，中国住房和城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豆腐渣”工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偷工减料等问题，一定要严肃查处。

公众期待着你们严肃查处的透明过程和正义结果。

我建议四川在灾后建造一座名为“永不”的纪念碑，其含义有二：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

四川会不会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的残骸建这样一座警诫碑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意义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西柏林建了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盟军把柏林城轰炸得体无完肤，一座著名的古教堂被炸燃烧得只剩下半壁残墙，摇摇欲坠。战后重建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是清除它，因为它立在市中心，既难看又危险。另一部分人的意见是设法保留它，以警示以后的德国人不要再发动战争，以免自己的家园焚于战火。

后者的意见被明智的政府采纳。于是建筑设计师紧挨着古教堂的半壁残墙，建起半壁玻璃钢的现代主义建筑。这样一来，旧半壁就有了依托保护，不会倒塌。新旧一体，仍用作教堂。明丽的新一半直耸云天，展示着欣欣向上的生气。在它的衬托下，那被炸烧焦的旧一半显得格外凄凉死寂。两相对比，把战争的可憎与和平的可爱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匠心独具，使该幢建筑在遍布欧洲的千百座二次大战纪念物中，鹤立鸡群，名震遐迩。1990年春，我们开车横贯中欧八国考察，驶入西柏林时，正值晨曦冲破蓝天。我立在这座反战纪念物前，对它透露出来的民族反思的道德勇气和化残壁为奇景的神工鬼斧，真是叹为观止！

世人都赞赏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和战后复兴的宏业，若无直面正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坦诚心胸，哪来的深刻反省?历史之所以对未来有意义，就在于它保留了前人和我辈的善行和劣迹。若删去劣迹，只留下业绩，历史就成了粉饰。它对后代，只有误导作用，没有教育价值。

个人的进步、群体的繁荣、民族的复兴，全都要从正视自己的真实过去开始。惟有智慧的强者，才敢看着自己的丑陋处不蒙眼、不托辞。

我引这个例子，并非是说发动侵略战争与建造“豆腐渣工程”是百分之百一样的行为；当然不是。我强调的是：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

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在我看来，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

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05-19 三天哀悼期间

草根包围中国外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5月9日 星期五

依 从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从站在国际社会外面作激进的挑战，到回归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迄今已有30年。三十年后，已把对外开放奉为基本国策的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的对外事务却遇到空前的挑战。最近的例子便是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激愤的面庞，对希望拥抱世界的自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也许是当今的中国，或者是下一代的中国领导层要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实际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遇到的麻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奥运火炬才开始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间，学会了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政府对政府的交往已进入程序化的操作，中国外交人员的办事技巧也日益成熟。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却发现，一个较之三十年前更为吊诡的新型挑战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新挑战就是：等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学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后，国际局势却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1992年以来的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最戏剧性的重大变化是：NGO（非政府组织）和 GCS(Global Civil Society 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冒头奋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实际上这个“人民”当时指的是其他国家边缘化的底层人士，或者极端主义的团体。那时中国的策略是要和这些最极端的团体和个人手拉手，来对抗他们国家的政府。到了邓小平时代，不愿意四面为敌的中国认真着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按照中国政治精英的思路，只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定了，也就把一切都搞定了。然而问题在于，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社会已经迥异于冷战时期。以前存在于口号里的“各国人民”，现在成了新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 迅速冒头奋进的各国NGO和GCS，在我看来是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另一个将在后一篇文章里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阵营，当然一直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锁定为政府最高层绝对垄断的领地，不但普通老百姓绝无机会涉足，地方政府也无缘置喙，就连当年中国政府的二把手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我授权有限……”。那时的中国，外交大事完全由毛泽东一人拍板。 即便在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虽然它们的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多政党、多团体、多种政治声音可以公开参与竞争，但外交领域在冷战期间，也基本上是行政部门最高首脑们的垄断领域。在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参与”体现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变化，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大量的NGO和GCS的兴起，使得传统上是西方国家行政首脑和政治精英们垄断的外事领域，一下子被NGO们和GCS猛然挤了进来。他们先是推门，接着就是打破门闯了进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开年会，要到处躲着。躲谁？就是怕这些NGO们和GCS。在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包括国际金融事务，基本上都是政治精英和行政最高层关起门来运作，大不了有些大公司在外围游说，普通公民很少能够进到这样的场合发声。冷战时期在战争乃至核冲突可能爆发的阴影下，“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外政策自然被行政高层垄断。那时的地球基本上被冷战划出的壕沟所分裂，“西方”与“东方”泾渭分明，并无全球互动的常规过程。重要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完成。“国家”是重大利益分配、得失、博弈的主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独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空前的变化，对开放国门才30年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开始介入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对相关事务发言、参与或抗衡。信息技术的发达，解决了这些各国散兵游勇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大障碍。通讯联络异常廉价迅速，全球联系和协调的成本急剧下降，互联网等使得“地球村”从乌托邦变成现实。 冷战结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还带来另一个深刻变化。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心中，Nation-state（即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概念渐渐淡化。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和 Group interest（群组利益）是最实在的东西。这在欧洲尤为明显，Nation-state 对于那里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事务都是以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价值观来划分，比如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同性恋人的权利问题、单亲妈妈问题以及宗教、公共卫生等等，这一切越来越难再以Nation-state来界定，愈益呈现出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洲界的特点，“国家”概念越来越淡漠。 NGO和GCS的兴起，对于以前通常由Nation-state主宰、由行政最高层垄断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用各种方式跨进这块禁区，而且往往是用令人猝不及防的招数强行进入这个禁地。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所遇到的，正属于这种情况。今年初，我曾与中国的几位官员聊天，当时我说：目前我看不出来在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会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北京奥运会。如果真有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陈水扁领导的台湾政府。而其他最可能对北京奥运会抗议、叫板的，一定是国际上某些NGO组织。尽管那时我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得会如此严重，但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合乎实际。 不过，中国政府和官员迄今还未有冷静、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这些现象或趋势。 NGO和GCS的出现，是全球互动史上的空前变化，其基本特点是：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很难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概括界定。以前分析国际政治事务，最基本的无外乎两个大框架：Nation-state（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的框架，或者意识形态的框架。当年邓小平引导中国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对外关系，转到以Nation-state 为主的对外交往。他引导的那个转向，中国跨得相当好。然而冷战之后，国际舞台戏剧性的大变化，却使我们今天不能再用老的意识形态框架来界定世界，也不能用Nation-state的框架来涵盖一切。那些出现在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们，目标千差万别，有些组织关心的问题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或许很好笑，比如“动物权利”。但凡遇到一些国际会议，这些动物权益组织就会跑去呼吁。此外，像同性恋者的婚姻、环保激进组织等等，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认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南韩的农民。近几年每次WTO的年会，那些农民都会去闹一闹，前年他们在香港的闹场，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团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为吸引媒体的眼睛，他们会采用各种戏剧性的、夸张的行为，且必须是新型的、非传统的形式。 这一切，造成令中国政府官员头疼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奏效的对策。 应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NGO和GCS，你很难依靠一而贯之的意识形态目标；你也不能用某个国家的政治归属或公民归属来界定他们，他们的联系很多都是跨国界的，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也管不住他们，他们也经常令本国的政客难堪。你也很难用固定组织的方式来对付他们，他们之间往往只有观念或者目标的一致性，却没有组织上的“总司令部”、全球的一致系统。这些人是新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散兵游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是issue organization，亦即由一些具体的事件吸引和在有限时段里协调起来的力量。平时他们各干各的，一遇有事件，便一声呼啸聚成网络，出招施压。他们的战术，也不像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一国政府最初通常会以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再采取经济制裁，或动用自己的秘密机构，比如CIA或者英国的军情局、苏联的克格勃等，去扶持对手的敌人，或者暗杀、策动政变等。当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时，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随之而来。 但是国际上的NGO和GCS，并不以这些手段来运作，他们每遇到一个机会或问题，就会自主地发展出一些技巧和手段，下一次这些技巧和手段会不会再用，你还说不准。下一次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招施压，多半也是未知数。这很像新兴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任何一支股票，都有可能发生奇迹，但很难作为下一步投资的定规。这些散兵游勇结成的issue grouping（即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连接的群体），有着巨大的多变性、多发性和戏剧性，让官僚机构防不胜防。 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让中国学会了搞定各主要国家的政府。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天下变了，政府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玩家。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一国际趋势不敏感。中国的官员里也并非无人关注这些现象，但这种关注，还没有发展成冷静、客观、系统的研究，导致中国政府官员面对国际上的突发事件，常常束手无策，很尴尬。 问题的深层根源何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国内的NGO以法律保障的足够空间来发展，并让它们成长后参与国际社会关心的种种事务。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是淡水鱼，他们对所有淡水系统里的大鱼、中鱼、小鱼，对付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但对新的国际形势下冒出来的那些咸水鱼，却没了招数。他们对那些海里来的鱼，还想用解决淡水鱼的方法来对付，当然力不从心。 中国政府若想发展出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咸水鱼们”打交道的视野、观念、策略和技能，除非日常生活里有机会和国内形形色色的NGO打交道。否则，永远被动。换句话说，你必须让中国的淡水鱼，也变成能到大海里搏击的咸水鱼才行。 在西方，政府官员们最初也被那些新型社会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很快适应了。因为这些官员在国内常遇到这样的挑战，于是突发事件变成了常态。他们明白了，这些NGO和GCS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的行动者，不管将来怎样，他们都会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不能以冷静和开放的胸怀来应对这个世界事务的新局面，要把“和平崛起”推展下去，显然会难关重重。任你制定了再好的国际政策和外交战略，若眼中只有外国政府而没有国际上的NGO和GCS，当遇到随时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挑战，一定会手忙脚乱，事半功倍。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业经作者审阅改定）

丁学良按：  5月16日午夜将近零时，《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小周发来短讯，说他们几个本不是跑一线新闻的年轻同事，这几天来目睹耳闻四川大地震的种种悲情壮举，实在坐不住办公室，睡不安软垫床，几次主动请缨去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采访救灾，目前获准前行。

3个小时后，5月17日凌晨,小周告知我，他们的航班刚抵达成都，在机场听到重灾区里面已有数名记者遇难(几小时后查明是记者遇险被救,救人者牺牲)；险情不明，余震不止。他们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奔赴地震灾难的核心地之一的北川。

收到小周的告别短讯，我不能自已，立时回讯他们：

风萧萧兮川水咽，壮士一去兮有复返！

一生难遭这等大灾，终身不悔有此壮举。

到了17日下午,进入北川的小周一行,在15点钟时突然接到紧急消息,北川上面一大坝崩溃,万分危急之下,逃离出来.

丁学良：与有爱心的同胞分享

我通常每年义务献血 4 次，每次 500 cc - 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一样。

我获得的献血纪念章多多。每献一次血，都觉得对人性的社会做了一个穷书生能够做的一点事，于是心里平静，满足而舒坦。

知识分子祝福灾区人民

2008-05-14 09:01:13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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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汶川巨震，举国挂牵。此时此刻，南都专栏作者已无意于长篇大论，而只想片言只语载深情。在此，本报特将他们的感言与寄语辑成一束（以姓氏拼音为序），奉献于难中同胞面前。诚愿天佑吾民，早渡艰危。

　　●保育钧：今年刚过五个月，就有四场灾难灾害：雪灾，手足口病，山东火车相撞，四川大地震。每次都是最高层出面，这一方面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体制的缺陷。

　　●蔡定剑：大灾面前，顿感生命的无价，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权力、名利的卑微。

　　●长平：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死面前能否大彻大悟？抛弃一切面子，一切成见，一切陋习，一切惰性，心怀悲悯，头脑清醒，竭尽所能，飞驰援救；自兹持正守道，以祈天佑斯民！

　　●陈思：今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各尽所能，先去抢救危在旦夕的人们；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救灾组织，开放NGO和鼓励其他民间力量形成专业救护团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崔卫平：对不起，睡在瓦砾中的孩子，没有让你们住上结实的教学楼。

　　●单世联：我现在要说的是，灾难发生后，我们这些局外人除了抽象的同情外，似乎也只是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现代传播技术使我们可以即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却无法分担灾区人们的无奈、绝望。家园可以重建，城市可以再度灯红酒绿，但死去的人呢？我们可以捐款，可以为死难者难过，而且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这一切还不够，但我又能如何呢？

　　●党国英：骤然间一场灾难降临，让我们震惊、悲痛。人类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灾变中进化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者的牺牲。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被叫做制度的生存规则再完善一些，更多的人的命运本来有所不同。我向苍天祈祷，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无辜者得到救援；容我们再做努力，将来拥有更强大的避灾抗灾的能力。

　　●丁学良：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杜导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经受艰难困苦的优秀民族，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而胜之。

　　●高尚全：用爱心全力支持灾区人民。

　　●高耀洁：12日下午，我在郑州也感到了强烈的震感，开始我还以为是楼上装修。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报道汶川灾情，很感痛心。卫生部号召各地义务献血支援灾区，我想强调，越是危急情况，越是一定要保证血浆安全，千万不能酿成血祸。另外，地震灾区接受各地大量捐款，也一定要加强管理，务必保证捐款用到灾民身上。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顾则徐：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爱人，爱中国人，就是最好的爱国、爱民族。在人的生命面前，中国人民的心在灾难面前悲伤地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会让我们更坚定、更勇敢、更理智，也更人性！

　　●郭道晖：“天变不足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这次地震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近，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国力与过去大不相同。相信一定能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减少牺牲和损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灾难的救助也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国有难，全球救助。发生在2004年底的南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空前规模的全球大救助，全球人民共享利益，也共担痛苦。我们固然应当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应当积极欢迎外援。我希望不要再重复过去唐山地震拒绝外援的蠢事。

　　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郭巍青：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无数家庭突然蒙受血光之灾。死伤人数仿如利箭，深深刺痛国人的心。谨借报纸一角，向死难者遥寄无限哀思。愿所有人团结，支持救援努力，帮助幸存者坚强。广东有许多外来工和学生来自受灾地区，他们必定心急如焚。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分担痛苦与忧愁。

　　●何兵：灾难不应仅仅使民族团结，更应该使民族反省。对于善于并勇于反省的民族而言，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何兆武：我们深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们，以及现在虽然生还却还在苦难之中的同胞们，希望各界都来支援他们。不要像当年唐山大地震那样，谢绝一切国外援助，那是荒唐的，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希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尽快渡过这场灾难。

　　●季卫东：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家园的脆弱性，也催生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愿2008年5月12日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某种新型社会机制将在全国志愿者的救灾和复兴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在民间互助、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中国必定会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从灾区复兴到民族复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将这样奏响，并在全世界引起共鸣！

　　●江平：山摇地裂哀比国殇，一隅有难援自八方！

　　●蒋兆勇：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公众全息掌握资讯，做出行动选择，也就为救灾创造了更好条件。

　　●雷颐：雪中送炭第一，锦上添花第二！

　　●李公明：当此血泪创痛之际，政府与民众尤需同心协力。信息之畅通、民意之汇集、政令之透明、举措之周全等实为战胜灾劫的要义。举凡种种昏庸怠职、麻木冷血、醉欢偷安等行迹，国人当奋起而耻之讨之，传媒于此尤其负有重任。天佑吾民，天佑中国！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梁文道：一切往生者，皆曾是我们的子女、亲戚、夫妻、伴侣、学生、至交与同胞。短短一生，他们笑过、哭过、欢喜过、忧伤过；他们来过，他们走了。记住但又不执著他们带来的喜悦，但又学习他们偶尔的过失；如此，这便不是一趟枉行的旅程；如此，他们便仍在你我之间。然后不久，我们也终将行过，如此行过。“一切行无常，斯民生灭法，虽生寻已灭，斯寂灭为了。”

　　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林达：灾难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最终在弱的本质上没有差别。看到母亲在倒塌的楼前团团转却救不出孩子，同情心会突然向每个人袭来，这也是人的共同本质。一个个人伸出援手，给今日有难的人实实在在的帮助，弱的人终会越过灾难，再鼓起勇气往下走。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刘洪波：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我们无法抵抗自然力的爆发，但无论多少次打击，即使我们会一次次错愕、惊恐，也从来不会颓然倒下，只是因为我们有爱。

　　爱就是未来。爱使我们聚焦，使我们越是遭逢摧残越是血肉交融，使我们越遇苦难越要拥抱在一起。它比任何狂暴的力量更绵长，更有韧性，也更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经历地震我们仍然会站起来。

　　●马光远：在巨震发生的一瞬间，一切滔滔宏论也许比不上一个最简单最平凡的词，那就是：平安！我们无法左右灾难，我们也不能每一个人跟随总理亲临一线。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祝福的最大含义就是我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点燃爱的蜡烛，照亮还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孩子们的眼。

　　●马立诚：沉痛哀悼在地震中死难的父老乡亲。让我们携起手来，众志成城，渡过难关。

　　●毛寿龙：只有伤心、祝福、保佑……

　　●秦晖：人命关天，国家要全力以赴，社会要全力以赴，国际上也应全力以赴。中国如今最重要的是抗灾救人，不是其他，包括奥运。

　　●邱立本：四川大地震，震碎了不少生命，却震不碎中国的人心。中国在灾难中坚持信息全面开放，更能凝聚人心。在四川废墟中站起来的信息自由大国，是一个更有文化耐震力，更被全球尊敬的中国。

　　●秋风：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但是，优良的制度可以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人类源远流长的信仰与观念体系可以给那些幸存者带来慰藉，让死难者享有安宁。这次大地震测验了当今中国的制度与精神体系之健全程度，如果我们足够明智，这次地震也可以成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气象。但愿这次大灾难能够成为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其制度、重建其心灵生活的起点。

　　●任剑涛：作为一个川人，深深为家乡遭此罕见天灾而难过。但川人古往今来以坚毅著称，我相信川人一定能够以同样的坚毅、勇气和团结，战胜地震灾害，创造灾后重建的奇迹。我的心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律动，我的情绝对与灾区川人同悲恸，我的智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发动！

　　●邵建：向地震灾区每一位逝去的亡魂致哀！尤其致悼于正在上课时被夺去生命的年轻学子，他们是明天！

　　●十年砍柴：西蜀地震，九州同悲；诚祈天公，怜我齐民。

　　●舒芜：五一二大地震，震撼了半个亚洲，震动了整个世界，大灾难面前，人类是一致的，需要最迅速的信息交流，最快速的救援。

　　●唐昊：当一座座生机充溢的城市被瞬间毁灭，当一个个活泼的生命从此无声无息，我感到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是如此的脆弱。而难过、揪心和恨不在场的痛苦也让我感到，原来我是如此在乎这脆弱的祖国。此时此刻，我愿意分担任何苦难，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牺牲而取得她的平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如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我们没有别的祖国！

　　●唐钧：让我们祈祷吧，愿更多顽强的生命得到好运的眷顾———生还！生还！

　　●饕餮：哀哉！岷江作泪，珠峰低垂，哀我同胞之命蹇兮，恨无常之昏聩。正春暖中兴之嘉年兮，以烈灾欺我弱羸。巴蜀雨菲，神州披缞。东来援，西送暖，南发青壮北师飞。灾异从来破山河，国犹在，情犹沸。逝者已矣兮，把酒风中酹。

　　●汪玉凯：在国难来临之际，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的国人心更加凝聚，意志更加坚韧，让我们默默地祈祷，逝者安息，生者奋发，为国家的富强、繁荣、民主而不懈地努力！

　　●王建勋：致4·12大地震受灾者：

　　惊悉震灾，吾与诸君共悲痛。在灾难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唯有说：当诸君需要勇气的时候，有人在鼓励你们；当诸君需要毅力的时候，有人在支持你们；当诸君需要希望的时候，有人在寄语你们。祈愿上苍保佑诸君！

　　●王晓渔：企盼与外界隔绝的灾区努力自救，企盼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从容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祝福我们的国家，也愿国旗为国民而降，寄托我们的哀思。

　　●王志安：看了废墟中死难的儿童，看了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城，这一刻，相信我们每一个国人，都会思绪难平。

　　在昨天，在短短的三分钟里，无数的家园一夕梦碎，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直到现在，还有6万人没有音信。或许，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或许，他们仍然在废墟下呻吟。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寒夜里，什么能够支撑他们渡过难关？

　　此时此刻，每一份关心，每一分捐款都能化作一份抵抗灾难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哪怕我们只能帮助一个家庭重建信心，帮助一所学校重现书声。

　　●吴重庆：当平日的浮华以及与浮华互为表里的不义，遮盖并麻木了凡人的良知善意，今春的雪灾及当下的震灾，终于以其大面积的巨大灾难，撕裂了厚重的黑幕，造就了闪现人性光华的背景：人伤我痛，闻声救苦，相濡以沫，相助以爱。愿同胞从此不再形同路人，面对日后周遭他人的苦难，依然感同身受，将友爱如圣火般传递。

　　●朱学勤：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吴向宏：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时，人民应该暂时放弃批评，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而为了应有一个在灾难时刻最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政府，就应当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最好地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

　　●肖金成：对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全国人民应奋起救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谢春涛：希望灾难能够唤起每一个国人的爱心！

　　●熊培云：“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援助表示出一种积极态度，它让我不由得想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唐山大地震”。我一直认为，导致隔阂世界、祸起纷争的不是倒掉的“语言巴别塔”，而是不断竖起于人际与国际之间的“观念柏林墙”。不幸又幸运的是，对苦难的铭记与感同身受总会让人类走向团结。所以我说，开放社会没有敌人，如果有的话，这个世界的共同敌人就是苦难。

　　●许章润：在共同承受危难中，多难吾邦，必走向成熟民族。

　　●杨锦麟：天降大任于中国。2008年的大喜大悲，或许是凤凰涅槃最后那一刹那的宿命安排。

　　那就让它们都来吧，我们承受得起！

　　●杨早：5月12日汶川地震时，我离震中不到80公里。虽然侥幸房屋不倒，人员未伤，但我无法置身事外，我就是一个灾民，我看地震，有着灾民的心态。说两点：一、成都人平时给人感觉“散”，躲地震也户外通宵打牌，但市民义务献血深夜排起长队，许多出租车司机自发驾车前往都江堰救人。关键时候不拉稀摆带，成都人不含糊；二、本次地震爆发来得突然，无从准备，但余震大小，对灾民心理影响至关重要。每次有大的余震（5级以上），我都试图从电视或广播中寻觅一点观察，一点关注。很可惜，直播节目都在播“通知”、“公告”，或展示好人好事。似乎没人记得，灾难尚未过去，人心仍在悬望。

　　●姚立法：向灾区死难同胞默哀，愿大难幸存的同胞平安！

　　●叶檀：此次救灾，展示出信息公开、行政高效与行政光辉。这是对灾区人民最大的安慰，也是对中国未来负责的态度。我们将始终关注此次灾难的处理过程，并贯穿于建筑质量、救灾款运用、交通设施应急、对物价的影响等各个方面。期待此次救灾善始善终。

　　●应星：值此国难当头，仅仅说我们蒙受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那是远远不够的！！！

　　●于建嵘：灾难会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

　　●袁伟时：汶川地震，又一次灾难袭击，又一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生灵消逝的悲痛让我们沉思：掏出心来展示我们的友爱，伸出手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务。

　　这次救灾，政府的行动迅速、有力，履行了它的职责。应该受到赞扬和支持。

　　缺陷是民间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疯狂播种仇恨的1966年，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组织“慈济克难功德会”，开始了她的大爱事业。四十多年来，它发展成为横跨五大洲6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包括大陆许多省市都可看到它的许多业绩。

　　也许解放思想的浪潮，会令多轮驱动的慈善列车首先在这里鸣笛上路！

　　●展江：办公室窗外点点的烛光，是北京大学生们对四川灾区人民的遥远祝福。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几十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信息不再封锁，我们积累了物质财富，更感悟到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

　　帮助灾民，奉献爱心，是我们身处平安境地的国人同胞共同的心声。

　　●张鸣：大难当头，各自努力，民苦即是我苦，民危自是我危。

　　●章立凡：2008，灾降中华，汶川地震，举国悲恸，生民何辜，罹此浩劫？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中夜彷徨，欲哭无泪。

　　信息透明很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到灾区，中国地震局局长中断访问回国，这两则消息都很引人注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灾区位于中国龙门断裂带的岷江上游，已修建水库多座，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令人深忧。

　　●章诒和：终止了写作，终止了娱乐。从5·12那黑色一刻起，每日在荧屏前守侯———守候死亡，守候生命。罹难人来不及道一声“再见”；幸存者如楚囚相拥，转世重逢。我老泪纵横还是无法自持，并反复地追问自己：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赵勇：去年10月，我曾在阿坝自治州境内旅行，亲自踏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如今，那片土地却被撕裂了。许多人在流血，许多人在哭泣，我感到了揪心和疼痛。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总是显得渺小和脆弱。许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征服自然，现在，我们该想一想敬畏自然的事情了。

　　●郑也夫：唐山蒙难时除了一条新闻我们一无所知。32年后的今天大家睁大了眼睛，关注着同胞的灾情和营救。巨大的不幸与悲痛中，我们发现了以往任何一次灾难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百姓成了知情人。民可知之，在凝聚人心上超过一百条耳熟的口号。

　　●周孝正：遇到突发事件，恐惧不要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尽快镇静下来，自强不息！

　　●周泽：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切都变得那样无常，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变得那样无助。人类社会原来是这样脆弱。

　　●朱正：汶川地震，顷刻之间造成人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令我悲痛。稍觉宽慰的是抗震救灾正在有力进行。我希望震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悲观，我想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7.8级，损失比汶川还要大得多。可是经过震区同胞的努力和全国支援，不是很快就重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裕的新唐山了吗？

　　●庄礼伟：川地，是造物主的杰作；川文化，是为中华文化增味的盐；川人，不用说，是大伙儿中间最硬朗豪气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也有了一次做川人的机会，就是和遭受震灾的川人紧紧站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国主义首先是用爱来定义的，爱国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同胞互爱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

震区周边有多少危险的水坝？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5月13日），《南方都市报》让我们每个评论者为灾区同胞写几句话。我写的是：

“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的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几十个小时以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一] 5月14日早晨，我读到的一条英文报道（“国际探究”）说，China News Service （“中国新闻服务社”）披露，四川和重庆境内，已经有 17 座水库被震伤。

[二] 5月15日早晨，AP （“美联社”）记者引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方消息，被震伤的水坝已经达到 391 座，其中 2 座是大型的，28座是中型的。

上述第一条报道还引用了两条相关资料：根据四川省矿产资源研究部门的地质学家 Fan Xiao （Bureau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估计，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水库建造品质差，是有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遇上自然灾害就可能发生严重后果。根据中国水利部2007年9月发布的普查，截止2005年底，四川全省共有 6681 座水库，其中的 798 座质地差，有安全隐患。

这次特大地震对周边本来就有安全隐患的多座水库造成的损坏，是震后相当长时间里最值得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任何的疏忽大意或对危险苗头的掩盖，都有可能导致极其惨重的后果。

注意：历史的惨痛教训有必要提起：1975年8月4-6日，特大暴雨袭击河南的淮河上游地区。关键时刻，当地的通讯和交通中断，领导指挥混乱，必需的防汛器材缺乏，于是在7-8日发生了河南东南、安徽西北部 2 座大型水库、58座中小型水库的群体崩塌，直接被淹死的老百姓有 85000 多人，随后死于瘟疫和饥荒的更多（资料来源参阅《液体的回忆》2004年版30-34页）。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堤坝群崩灾难。

今天的中国与“极左”横行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但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不许特大地震的灾害，再因为可能的人为失职而加剧。

知识分子祝福灾区人民

2008-05-14 09:01:13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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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汶川巨震，举国挂牵。此时此刻，南都专栏作者已无意于长篇大论，而只想片言只语载深情。在此，本报特将他们的感言与寄语辑成一束（以姓氏拼音为序），奉献于难中同胞面前。诚愿天佑吾民，早渡艰危。 　　●保育钧：今年刚过五个月，就有四场灾难灾害：雪灾，手足口病，山东火车相撞，四川大地震。每次都是最高层出面，这一方面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体制的缺陷。 　　●蔡定剑：大灾面前，顿感生命的无价，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权力、名利的卑微。 　　●长平：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死面前能否大彻大悟？抛弃一切面子，一切成见，一切陋习，一切惰性，心怀悲悯，头脑清醒，竭尽所能，飞驰援救；自兹持正守道，以祈天佑斯民！ 　　●陈思：今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各尽所能，先去抢救危在旦夕的人们；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救灾组织，开放NGO和鼓励其他民间力量形成专业救护团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崔卫平：对不起，睡在瓦砾中的孩子，没有让你们住上结实的教学楼。 　　●单世联：我现在要说的是，灾难发生后，我们这些局外人除了抽象的同情外，似乎也只是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现代传播技术使我们可以即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却无法分担灾区人们的无奈、绝望。家园可以重建，城市可以再度灯红酒绿，但死去的人呢？我们可以捐款，可以为死难者难过，而且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这一切还不够，但我又能如何呢？ 　　●党国英：骤然间一场灾难降临，让我们震惊、悲痛。人类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灾变中进化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者的牺牲。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被叫做制度的生存规则再完善一些，更多的人的命运本来有所不同。我向苍天祈祷，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无辜者得到救援；容我们再做努力，将来拥有更强大的避灾抗灾的能力。 　　●丁学良：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杜导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经受艰难困苦的优秀民族，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而胜之。 　　●高尚全：用爱心全力支持灾区人民。 　　●高耀洁：12日下午，我在郑州也感到了强烈的震感，开始我还以为是楼上装修。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报道汶川灾情，很感痛心。卫生部号召各地义务献血支援灾区，我想强调，越是危急情况，越是一定要保证血浆安全，千万不能酿成血祸。另外，地震灾区接受各地大量捐款，也一定要加强管理，务必保证捐款用到灾民身上。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顾则徐：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爱人，爱中国人，就是最好的爱国、爱民族。在人的生命面前，中国人民的心在灾难面前悲伤地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会让我们更坚定、更勇敢、更理智，也更人性！ 　　●郭道晖：“天变不足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这次地震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近，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国力与过去大不相同。相信一定能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减少牺牲和损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灾难的救助也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国有难，全球救助。发生在2004年底的南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空前规模的全球大救助，全球人民共享利益，也共担痛苦。我们固然应当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应当积极欢迎外援。我希望不要再重复过去唐山地震拒绝外援的蠢事。 　　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郭巍青：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无数家庭突然蒙受血光之灾。死伤人数仿如利箭，深深刺痛国人的心。谨借报纸一角，向死难者遥寄无限哀思。愿所有人团结，支持救援努力，帮助幸存者坚强。广东有许多外来工和学生来自受灾地区，他们必定心急如焚。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分担痛苦与忧愁。 　　●何兵：灾难不应仅仅使民族团结，更应该使民族反省。对于善于并勇于反省的民族而言，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何兆武：我们深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们，以及现在虽然生还却还在苦难之中的同胞们，希望各界都来支援他们。不要像当年唐山大地震那样，谢绝一切国外援助，那是荒唐的，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希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尽快渡过这场灾难。 　　●季卫东：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家园的脆弱性，也催生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愿2008年5月12日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某种新型社会机制将在全国志愿者的救灾和复兴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在民间互助、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中国必定会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从灾区复兴到民族复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将这样奏响，并在全世界引起共鸣！ 　　●江平：山摇地裂哀比国殇，一隅有难援自八方！ 　　●蒋兆勇：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公众全息掌握资讯，做出行动选择，也就为救灾创造了更好条件。 　　●雷颐：雪中送炭第一，锦上添花第二！ 　　●李公明：当此血泪创痛之际，政府与民众尤需同心协力。信息之畅通、民意之汇集、政令之透明、举措之周全等实为战胜灾劫的要义。举凡种种昏庸怠职、麻木冷血、醉欢偷安等行迹，国人当奋起而耻之讨之，传媒于此尤其负有重任。天佑吾民，天佑中国！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梁文道：一切往生者，皆曾是我们的子女、亲戚、夫妻、伴侣、学生、至交与同胞。短短一生，他们笑过、哭过、欢喜过、忧伤过；他们来过，他们走了。记住但又不执著他们带来的喜悦，但又学习他们偶尔的过失；如此，这便不是一趟枉行的旅程；如此，他们便仍在你我之间。然后不久，我们也终将行过，如此行过。“一切行无常，斯民生灭法，虽生寻已灭，斯寂灭为了。” 　　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林达：灾难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最终在弱的本质上没有差别。看到母亲在倒塌的楼前团团转却救不出孩子，同情心会突然向每个人袭来，这也是人的共同本质。一个个人伸出援手，给今日有难的人实实在在的帮助，弱的人终会越过灾难，再鼓起勇气往下走。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刘洪波：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我们无法抵抗自然力的爆发，但无论多少次打击，即使我们会一次次错愕、惊恐，也从来不会颓然倒下，只是因为我们有爱。 　　爱就是未来。爱使我们聚焦，使我们越是遭逢摧残越是血肉交融，使我们越遇苦难越要拥抱在一起。它比任何狂暴的力量更绵长，更有韧性，也更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经历地震我们仍然会站起来。 　　●马光远：在巨震发生的一瞬间，一切滔滔宏论也许比不上一个最简单最平凡的词，那就是：平安！我们无法左右灾难，我们也不能每一个人跟随总理亲临一线。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祝福的最大含义就是我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点燃爱的蜡烛，照亮还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孩子们的眼。 　　●马立诚：沉痛哀悼在地震中死难的父老乡亲。让我们携起手来，众志成城，渡过难关。 　　●毛寿龙：只有伤心、祝福、保佑…… 　　●秦晖：人命关天，国家要全力以赴，社会要全力以赴，国际上也应全力以赴。中国如今最重要的是抗灾救人，不是其他，包括奥运。 　　●邱立本：四川大地震，震碎了不少生命，却震不碎中国的人心。中国在灾难中坚持信息全面开放，更能凝聚人心。在四川废墟中站起来的信息自由大国，是一个更有文化耐震力，更被全球尊敬的中国。 　　●秋风：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但是，优良的制度可以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人类源远流长的信仰与观念体系可以给那些幸存者带来慰藉，让死难者享有安宁。这次大地震测验了当今中国的制度与精神体系之健全程度，如果我们足够明智，这次地震也可以成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气象。但愿这次大灾难能够成为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其制度、重建其心灵生活的起点。 　　●任剑涛：作为一个川人，深深为家乡遭此罕见天灾而难过。但川人古往今来以坚毅著称，我相信川人一定能够以同样的坚毅、勇气和团结，战胜地震灾害，创造灾后重建的奇迹。我的心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律动，我的情绝对与灾区川人同悲恸，我的智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发动！ 　　●邵建：向地震灾区每一位逝去的亡魂致哀！尤其致悼于正在上课时被夺去生命的年轻学子，他们是明天！ 　　●十年砍柴：西蜀地震，九州同悲；诚祈天公，怜我齐民。 　　●舒芜：五一二大地震，震撼了半个亚洲，震动了整个世界，大灾难面前，人类是一致的，需要最迅速的信息交流，最快速的救援。 　　●唐昊：当一座座生机充溢的城市被瞬间毁灭，当一个个活泼的生命从此无声无息，我感到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是如此的脆弱。而难过、揪心和恨不在场的痛苦也让我感到，原来我是如此在乎这脆弱的祖国。此时此刻，我愿意分担任何苦难，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牺牲而取得她的平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如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我们没有别的祖国！ 　　●唐钧：让我们祈祷吧，愿更多顽强的生命得到好运的眷顾———生还！生还！ 　　●饕餮：哀哉！岷江作泪，珠峰低垂，哀我同胞之命蹇兮，恨无常之昏聩。正春暖中兴之嘉年兮，以烈灾欺我弱羸。巴蜀雨菲，神州披缞。东来援，西送暖，南发青壮北师飞。灾异从来破山河，国犹在，情犹沸。逝者已矣兮，把酒风中酹。 　　●汪玉凯：在国难来临之际，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的国人心更加凝聚，意志更加坚韧，让我们默默地祈祷，逝者安息，生者奋发，为国家的富强、繁荣、民主而不懈地努力！ 　　●王建勋：致4·12大地震受灾者： 　　惊悉震灾，吾与诸君共悲痛。在灾难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唯有说：当诸君需要勇气的时候，有人在鼓励你们；当诸君需要毅力的时候，有人在支持你们；当诸君需要希望的时候，有人在寄语你们。祈愿上苍保佑诸君！ 　　●王晓渔：企盼与外界隔绝的灾区努力自救，企盼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从容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祝福我们的国家，也愿国旗为国民而降，寄托我们的哀思。 　　●王志安：看了废墟中死难的儿童，看了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城，这一刻，相信我们每一个国人，都会思绪难平。 　　在昨天，在短短的三分钟里，无数的家园一夕梦碎，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直到现在，还有6万人没有音信。或许，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或许，他们仍然在废墟下呻吟。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寒夜里，什么能够支撑他们渡过难关？ 　　此时此刻，每一份关心，每一分捐款都能化作一份抵抗灾难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哪怕我们只能帮助一个家庭重建信心，帮助一所学校重现书声。 　　●吴重庆：当平日的浮华以及与浮华互为表里的不义，遮盖并麻木了凡人的良知善意，今春的雪灾及当下的震灾，终于以其大面积的巨大灾难，撕裂了厚重的黑幕，造就了闪现人性光华的背景：人伤我痛，闻声救苦，相濡以沫，相助以爱。愿同胞从此不再形同路人，面对日后周遭他人的苦难，依然感同身受，将友爱如圣火般传递。 　　●朱学勤：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吴向宏：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时，人民应该暂时放弃批评，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而为了应有一个在灾难时刻最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政府，就应当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最好地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 　　●肖金成：对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全国人民应奋起救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谢春涛：希望灾难能够唤起每一个国人的爱心！ 　　●熊培云：“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援助表示出一种积极态度，它让我不由得想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唐山大地震”。我一直认为，导致隔阂世界、祸起纷争的不是倒掉的“语言巴别塔”，而是不断竖起于人际与国际之间的“观念柏林墙”。不幸又幸运的是，对苦难的铭记与感同身受总会让人类走向团结。所以我说，开放社会没有敌人，如果有的话，这个世界的共同敌人就是苦难。 　　●许章润：在共同承受危难中，多难吾邦，必走向成熟民族。 　　●杨锦麟：天降大任于中国。2008年的大喜大悲，或许是凤凰涅槃最后那一刹那的宿命安排。 　　那就让它们都来吧，我们承受得起！ 　　●杨早：5月12日汶川地震时，我离震中不到80公里。虽然侥幸房屋不倒，人员未伤，但我无法置身事外，我就是一个灾民，我看地震，有着灾民的心态。说两点：一、成都人平时给人感觉“散”，躲地震也户外通宵打牌，但市民义务献血深夜排起长队，许多出租车司机自发驾车前往都江堰救人。关键时候不拉稀摆带，成都人不含糊；二、本次地震爆发来得突然，无从准备，但余震大小，对灾民心理影响至关重要。每次有大的余震（5级以上），我都试图从电视或广播中寻觅一点观察，一点关注。很可惜，直播节目都在播“通知”、“公告”，或展示好人好事。似乎没人记得，灾难尚未过去，人心仍在悬望。 　　●姚立法：向灾区死难同胞默哀，愿大难幸存的同胞平安！ 　　●叶檀：此次救灾，展示出信息公开、行政高效与行政光辉。这是对灾区人民最大的安慰，也是对中国未来负责的态度。我们将始终关注此次灾难的处理过程，并贯穿于建筑质量、救灾款运用、交通设施应急、对物价的影响等各个方面。期待此次救灾善始善终。 　　●应星：值此国难当头，仅仅说我们蒙受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那是远远不够的！！！ 　　●于建嵘：灾难会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 　　●袁伟时：汶川地震，又一次灾难袭击，又一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生灵消逝的悲痛让我们沉思：掏出心来展示我们的友爱，伸出手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务。 　　这次救灾，政府的行动迅速、有力，履行了它的职责。应该受到赞扬和支持。 　　缺陷是民间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疯狂播种仇恨的1966年，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组织“慈济克难功德会”，开始了她的大爱事业。四十多年来，它发展成为横跨五大洲6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包括大陆许多省市都可看到它的许多业绩。 　　也许解放思想的浪潮，会令多轮驱动的慈善列车首先在这里鸣笛上路！ 　　●展江：办公室窗外点点的烛光，是北京大学生们对四川灾区人民的遥远祝福。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几十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信息不再封锁，我们积累了物质财富，更感悟到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 　　帮助灾民，奉献爱心，是我们身处平安境地的国人同胞共同的心声。 　　●张鸣：大难当头，各自努力，民苦即是我苦，民危自是我危。 　　●章立凡：2008，灾降中华，汶川地震，举国悲恸，生民何辜，罹此浩劫？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中夜彷徨，欲哭无泪。 　　信息透明很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到灾区，中国地震局局长中断访问回国，这两则消息都很引人注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灾区位于中国龙门断裂带的岷江上游，已修建水库多座，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令人深忧。 　　●章诒和：终止了写作，终止了娱乐。从5·12那黑色一刻起，每日在荧屏前守侯———守候死亡，守候生命。罹难人来不及道一声“再见”；幸存者如楚囚相拥，转世重逢。我老泪纵横还是无法自持，并反复地追问自己：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赵勇：去年10月，我曾在阿坝自治州境内旅行，亲自踏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如今，那片土地却被撕裂了。许多人在流血，许多人在哭泣，我感到了揪心和疼痛。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总是显得渺小和脆弱。许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征服自然，现在，我们该想一想敬畏自然的事情了。 　　●郑也夫：唐山蒙难时除了一条新闻我们一无所知。32年后的今天大家睁大了眼睛，关注着同胞的灾情和营救。巨大的不幸与悲痛中，我们发现了以往任何一次灾难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百姓成了知情人。民可知之，在凝聚人心上超过一百条耳熟的口号。 　　●周孝正：遇到突发事件，恐惧不要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尽快镇静下来，自强不息！ 　　●周泽：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切都变得那样无常，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变得那样无助。人类社会原来是这样脆弱。 　　●朱正：汶川地震，顷刻之间造成人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令我悲痛。稍觉宽慰的是抗震救灾正在有力进行。我希望震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悲观，我想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7.8级，损失比汶川还要大得多。可是经过震区同胞的努力和全国支援，不是很快就重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裕的新唐山了吗？ 　　●庄礼伟：川地，是造物主的杰作；川文化，是为中华文化增味的盐；川人，不用说，是大伙儿中间最硬朗豪气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也有了一次做川人的机会，就是和遭受震灾的川人紧紧站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国主义首先是用爱来定义的，爱国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同胞互爱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

我一直鼓吹，真正的爱国主义必须首先是爱本国的公民，而且爱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现在到了诸位“愤青”给中国普通民众显示他们“超级爱国主义”的关头了。

这里有一个参照系：5月13日，香港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宣布，香港特区政府立即拨款 3亿 港元给中国内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并派出 26人的专业救援队伍，医管局“医疗辅助志愿队”也随时候命。香港红十字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也正积极组织捐款和志愿志愿人员。

香港的总人口是698万人，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非华人永久居民。若698万的社群一次就捐款3亿港元，全中国大陆的“愤青”们应该捐出多少？